寿衣事件电影，南京大厦失火事件

文 | 宫玉河

有好事者作了统计和比较，民国时期，有损失最惨重的三大空难：

位居其首的是叶挺遇难。1946年4月8日，叶挺、博古、王若飞、邓发四位元勋乘坐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不幸在山西黑茶山附近坠机遇难。

其二是戴笠遇难。1946年3月17日，戴笠带着几个手下，乘专机从青岛飞往南京。当飞机快到南京上空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飞行员慎之又慎，结果还是不幸撞上了南京西郊的岱山，飞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存。

第三是徐志摩遇难。1931年11月19日，在南京的著名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为了出席林徽音当晚在北平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乘坐“济南号”飞机，从南京起飞赶往北平，当飞机到济南上空时，突遇漫天大雾，飞机师视线受阻，只得降低高度，却不料，底下正好是一座山峰，飞机轰的一声撞毁。机上三人全部丧命，徐志摩的脑袋上更是撞开了一个大洞，让人不忍卒睹。

徐志摩殉难的主机师即为我们的主人公，山东省平原县人王贯一。另一位飞行员是他的南苑航校第三期同学，邯郸肥乡人梁璧堂。

出身“大户”家繁华到没落

自山东省平原县城向东7.5公里，有一个叫“南宫村”的弹丸小村，目前也不过300来口人、700多亩土地。

至于村子的来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知者不多。一本1980年代编制的《平原县志》，承袭了1935年《续修平原县志》的记载：明永乐二年间，宫姓从宁海迁来建村。

前些年，地方政府在村北河边桥头所立的村碑上有以下铭文：明朝“燕王扫北”（注：明初燕王朱棣为夺取皇位开展的“清君侧”战争）时，当地遭受战祸，人亡村荒，南宫元开的全家从宁海州牟平县南宫铁匠村迁来定居，后代繁衍建村，因是复姓南宫，故得名南宫村。应该说，宫姓是南宫村的开村先祖。

按照这个村出生于1933年，现年87岁的老人宫付堂的回忆，小时候，村子周围有已成残垣断璧的围子墙，有东、东北、南、西、北几个门。村里大约百十户人家，400多口人。多数姓宫，10来户姓王，一户姓张。村里有大约12顷地，多属王家。王家人少地多，好几户雇有长工，宫姓人多地少，只有二三家土地多点，有时也雇长工。

村东有个“苇子湾”，湾的东面，有一处30多亩地的“王家园子”，有围墙和围壕，里面不少房，很多房子闲着再没人住。

据说，南宫村的宫姓人家，有“三九月不动土”的习俗，可是王家仗着财大气粗，抑或认为自己非“宫”姓，不听这一套，赶在“三九月”修建了这个园子，果不其然，此后，王家接连死了几口人，吓得王家人再也不敢在里面居住，园子也日渐荒芜。

王家园子虽赶不上著名的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山东栖霞牟二黑子庄园，但是从单独建置和规模看，也显示出王家的气派。到底是王家哪一代发迹建造的，不得而知，从里面房屋建筑的新旧程度看，至少应该是清末民初了。

王家不但在土地上属于“大户”，在外地工作的人也多，知识分子多，当时在南京、重庆、北京、济南、青岛都有王家人。

1892年，王贯一就出生在南宫村这样的王氏家族。

王贯一的父亲叫王朝臣（字巨卿），为清末进士，民国初期做过济南的教育局长。

王朝臣兄弟六个，朝是辈分，朝字辈的后代，一律用“一”作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王贯一的名字由此而来，取“一以贯之”之意。

王家有文化的人多，也富，所以就强势，宫姓受王家的气。1949年以后，政治形势大变，“呼喇喇似大厦倾”，王家人惊恐不已，有的夹起尾巴，有的去了东北。老六王朝栋（字训卿），当过老师，解放后的1954年被镇压。他的太太（人称六老妈儿妈儿），曾经在济南和当教师的女儿一起生活，1960年代末期因政策原因而被迫回到村里。小孩们不懂事，也跟着大人们轻蔑她，见到她都会跟在后面“六老妈儿妈儿”“六老妈儿妈”地喊，“六老妈儿妈儿”不敢怒不敢言，无奈之下，年已六旬的她又改嫁它村。

1959年，王家最后一个人离开南宫村。他叫王金星，他的父亲叫王春一，属于“朝”字辈六兄弟的后人。王金星平原师范学校毕业后当教师，一辈子谨小慎微，精心教学，桃李天下。由于成分问题受到歧视、打压，无奈，王金星迁居到2公里外的吏部王村的岳父家。至此，王家从繁华到落寞，终于在南宫村销声匿迹。

正规陆军教育七年修成正果

王贯一在学习飞行之前，是按照当时的军事学校教育体制，一路沿着陆军小学、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的路径一路走来的。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通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做个军官，对于有文化、有头脑的王家人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

1911年，王贯一18岁，已经到了确立“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经过私塾教育、文化程度不低的的他，很幸运地搭乘了上了山东陆军小学最后一次招生列车。

山东陆军小学堂设于济南南关附近。光绪31年（1905年）9月间开学，计取正额70名，附课10名。此数额是依据练兵处规定，“小省学生定额210名”，每年收生三分之一，三年收足。

学堂初建楼房6座，以礼乐射御书数命名，每楼住一队，每队分配一间讲堂。陆小从幼年开始，养成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其他各种武德。课程分一般学科与军事学科。入民国后，该学堂也随之停办。

经过3年的陆小学习，1914年，王贯一以优异成绩进入陆军第一中学堂。

陆军第一中学堂宣统元年开办，设于北京清河镇，距清华园数里，堂舍多为新建的楼房。走进大门，迎面是校长办公室，穿过一片广场为礼堂，两侧楼房，楼下作学生宿舍，楼上作讲堂。陆军中学教育是陆军小学教育的继续，如小学有数学一门，至中学则有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多门。

1916年，王贯一顺利进入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称 “保定军校”)。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学制最正规的一所军事学府。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办过九期，毕业生有6000余人，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国民党及共产党内都有保定学生。若然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1600人获得将军的衔头。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材，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王贯一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五期四连，到1918年4月毕业，王贯一终于完成了长达7年的陆军教育历程。

学有所用 横戈立马

1918年4月，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王贯一入边防第三师任连长，开启了自己的陆军生涯。

1912年，清末第三镇改编为第三师，曹锟任师长。第三师乃是北洋政府直系武装力量的核心。

民国七年，即1918年，我们的主人公王贯一毕业，山东老乡、蓬莱人、被称为“儒帅”的吴佩孚正担任师长，并且恰好赶上“援湘之役”，王贯一随即出军校，上战场。

民国9年(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由，要求撤防北归。3月上旬派人将700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

从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跟随吴佩孚南征北战不到两年，王贯一以连长之身份，到底参加了多少战役，表现如何？不得而知。就在1920年3月份，吴佩孚先把直军家属送回北方，随后大军北归之时，南苑航校第三期开始招生了，王贯一随后脱离陆军第三师，开启了航空生涯。

勇立潮头上蓝天

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翌年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聘请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百里索为总统府顾问。百里索向袁世凯建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人员，作为创办空军的基础。袁很赞赏，遂专项拨款6万元，财政部拨款270万元，交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办理。参谋本部决定在北京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就近设立航空学校。白里索向参谋总长黎元洪、次长陈宦命主办的第四局局长姚仲伊推荐了法国欧亚公司经理布瓦克索，于是订购了法国哥德隆式G.4双翼教练机12架（包括一架水上飞机），其中40、50、80马力各4架，后改用英国制造的“504K”式和“小维梅”式教练机。并聘请了法国上尉军官博乐、欧白尔飞行教官，技师马尔蒂内史、包法，来中国帮助飞行教练。先期建了机库、修理厂和校舍，并将兵营操场扩建为飞机场。聘留法飞行家秦国镛为航空学校校长、王锷为教育长，留美飞行家厉汝燕为飞行主任教官，潘世忠为飞行教官，吴承禧为航空学校修理厂厂长兼无线电教习，蒋丙然、赵干臣为地面学科教官，刘万龄为翻译兼战术教官。调上海制造局各种技师来修理厂工作。学制为二年，课程有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以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为主，术科以学习飞行为主。

1913年9月，航空学校开始面向陆、海军各机关部队的现役军官、军佐选中拔飞行学员60名，年龄在25至30岁，学员的官阶，中尉至少校。9月底第一期学员报到入校，航空学校正式开学，学员大部分为陆军学堂毕业生，学习期间带原薪，学校另加10元补贴。1914年派姚锡九、鲍丙辰为飞行教官，1915年9月，第一期学员中41人毕业。学员毕业后，随即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的战斗，战争风火中，热血男儿英勇赴难，奋不顾身。驼峰空运可歌可泣，航空勇士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航空史上悲壮而伟大的篇章。该校还曾奉命组织航空队，轰炸豫西的白狼和湖南的反政府部队。

1915年秋，招第二期学员入学，学二两年，设有初级班与高级班。由于战争关系，飞机和零件器材的补充日益困难，致使42学员延期毕业。

1920年3月，招第三期飞行生50名，学制两年。政府将参谋本部所属的国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划归航空处管辖，改为航空教练所。国务院派丁锦为航空事务处处长，接管参谋本部所辖的航空教练所。该处直属国务院，下设训育、机械、编查、经理等科，并改王锷为航空教练所所长，姚锡九为教育长，吴承禧为训育科科长，厉汝燕为机械科科长，潘世忠为该校机器（修理）厂厂长。但三年中航空教练所五易所长，外籍教练也经常不到现场授课，导致训练期延长，到1923年4月12日，40名学员毕业。直皖战争后，航空事务处扩大为航空署，处内各科扩改为厅，署长初为丁锦，以后由潘矩楹、赵玉珂先后继任。

1923年11月，第四期学员入校学习，学制二年。使用的教练机为英制100马力“艾佛罗”式。学员除陆海军军官外还有普通中学生。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任大总统时，特派赵玉珂为航空署督办。将航空教练所改名为国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聘赵云鹏为校长，将逵为教育长。1925年11月，36名学员毕业，是南苑航空学校最后一期正规毕业生。1928年5月张作霖任大元帅时，将航空署撤销，隶属于军事部。北洋政府消亡，南苑航空学校随之撤销。南苑航空学校办校15年，共毕业4期飞行学员158名，这批人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和各省所办空军的骨干力量。

黎大总统亲自参加毕业典礼。王贯一属南苑航校第三期学员，其中还有一起失事殉难的同学梁璧堂。

1923年4月12日，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员毕业，举行毕业典礼，但由于北京政府闹饥荒，三期在学的学员，有的早已在东北，在保定、江南等地任职，而在各方协调之下，这天总算齐集北京母校，补行了第三期的毕业式。

典礼仪式也特别隆重，由黎元洪总统亲自主持，永定门通南苑的大道派工程部漏夜赶工，由芦沟桥运来的细沙黄土，趁湿铺设，使汽车马车扬不起灰尘。

这时曾由英转美专习军事航空的二期毕业优秀学员沈德燮适时同国，应校方之邀，安排在典礼后作特技飞行表演，同时前校长(首任)航空界的老前辈秦国镛先生在黎总统旁边的席上为他解说，他们两人同籍湖北，以乡言交谈特别亲切，典礼完成后飞行表演开始特技飞行。看得黎大总统连连称奇叫绝不已，表演既毕，飞机俯冲而下，对着观众席点头示意，一支手伸出舱外挥动不已，秦忙说：“飞机对你老人家敬礼啦！”这时全场欢声雷动，在如雷掌声中沈先生下了飞机，以轻快的步伐，趋前立正向黎大总统敬礼，表演得非常成功。

乱世类转蓬 游移军阀间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作为军人，作为具有驾机技能的中国早期空军，还不是一个独立军种，是依附于军阀和陆军的军种。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像墙头的草一样，随风来回倒。

保定航空学校任教官。

1923年4月南苑航校毕业后，王贯一在“保定航空学校任教官”。

王贯一本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第三师任过连长，保定航空学校也在北洋军阀的内战中，一度被直系军阀控制。

1920年7月，直皖大战后，段祺瑞失败下台，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接管北京政府。曹锟手下抢到了3架大型“亨特来佩治”式飞机，曹锟想以此建立自己的空军。1921年，曹锟要求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免去航空署长丁锦的职务，派自己的参谋长潘矩楹担任署长，直接掌握空军大权，重用航空人员。1921年11月，曹锟以从皖系手中夺取的南苑航空教练所的“维梅”式、“爱佛楼”式等飞机20多架为基础，在保定组建航空队，全队编制179人（暂编147人）。后来成立了航空司令部，以敖景文为司令。

1922年2月21日，航空署与英国斐克斯公司接洽，借款30万英镑，年息8厘，以盐税为担保，期限9年，用作筹建京兰线、购买飞机和材料及航空署经费。12月，航空署又以供福州民用航空为名，订购飞机4架。吴佩孚用8.6万银元购买14架美制飞机，充实他的航空队。

为进一步充实空军，1922年7月，曹锟在保定成立了航空教练所，培养飞行人员，招收了20名学生培训。1923年4月，王贯一毕业后，即在保定任航空教官。

直鲁豫巡阅使总司令部航空队队长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当上了大总统，之前担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一职，让位于先是担任直鲁豫巡阅使副使，后担任两湖巡阅使的吴佩孚。

这时，曹锟和吴佩孚之间出现裂痕，貌合神离。吴佩孚把持军事大权，在洛阳设立巡阅使公署，进行大规模练兵。为了达到武力统一全国的目的，吴佩孚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并成立航空大队，拥有4架双翼飞机。12月中旬，吴佩孚又密电曹锟添购一些大型飞机。同时，还在巡阅使公署下设航空教练所，培养空军人员，1924年，吴佩孚接收美国的援助，由美国人帮助组织和训练空军，并向美、英两国借款，扩建空军。此时，作为“老部下”的王贯一转而从保定航空学校，来到吴佩孚的手下，担任“直鲁豫巡阅使总司令部航空队队长”。

国民第三军航空队队长

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直系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部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致使直军一败涂地，奉系和冯玉祥共同接管北京政权。同时，冯玉祥把部队改称国民军，自任总司令，胡景翼、孙岳任副总司令。所部分别编成第一、第二、第三军。

直奉第二次大战时，盘踞在保定的混成旅长、曹锟的侄子曹世杰拥兵5000人，固守保定。冯玉祥派孙岳率领国民军第三军进攻保定，兵力仅三四千人，而且两个步兵团分驻大名、邯郸，冯玉祥派孙岳的同乡佟麟阁率一个加强营前往协助，担任第三军参谋长后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的何遂调来航空署的飞机助战，由李石曾、段宗林聘请法国人驾机，来往传递军事情报和战斗命令，运送指挥人员，李、段则随机作翻译。11月6日，孙岳军占领保定。而当时直系的飞机一部分飞回天津，为冯玉祥部缴获，一部分在昌黎、秦皇岛为奉军缴获。在保定的航空教练所，为国民军第三军接收。随后，又从北京南苑航校获得几架飞机，这样就拥有10余架飞机，成立了国民第三军航空司令部，由原保定航空教练所所长沈德燮任司令兼所长，蒋逵任副司令兼教育长，王凤翔（南苑航校一期，后与王贯一成为儿女亲家，王贯一女儿王金娥嫁王凤翔长子）任参谋兼教练所学监，陈思源、邹庆云为飞行教官，刘佐成为修理厂主任，王贯一为飞行队长。

国民军空军规模小，经费拮据，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在战争中，实际上仅担任一般性的侦察和轰炸，作用并不太大，而且很快被直奉军阀吃掉。

直鲁联军航空司令部任职

1925年冬，吴佩孚复出，由靳云鹏、寇英杰率部从湖北攻入河南，联合奉系的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先后打败岳维峻、孙岳部，从孙岳手中夺回了空军，在洛阳重新编成直系航空司令部，王贯一就此“归队”直系。

直鲁联军是山东督军张宗昌和直隶督军褚玉璞联合起来的军事集团。以张宗昌为主，褚玉璞副之。他们原属土匪，后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实力逐渐增大，成为依附奉系的军阀。

1926年，褚玉璞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这年冬季，在保定成立了直隶航空司令部，以直鲁联军航空司令部副司令袁振铭为司令，刘保泰为参谋长，王凤翔为总务处长，吴经文为参议，刘佐成为参谋，下设航空队，韦庭鲲为队长，王贯一任副队长。以洛阳航校毕业的刘芳秀等10余人为队员，拥有八九架飞机，基本上是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弃置保定的。

1926年，冯玉祥与张作霖爆发战争，张宗昌指挥直鲁联军向河南的国民军进攻，航空队也参加作战。1927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出兵潼关，向河南境内的直鲁联军发起进攻。张宗昌命令航空队组织飞机配合陆军作战，但仍阻止不了国民军的猛烈进攻。不久，南京政府军队连克蚌埠、徐州等地，并于1928年4月攻下济南。王贯一所在的直鲁联军航空司令部随张宗昌向北撤退过程中，曾派出轰炸机轰炸徐州的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

山西航空学校教官、队附

王贯一之任职山西航空学校及飞行队附，是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统一北方后的结果。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支持北伐的冯玉祥手下的国民军联军，及阎锡山手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并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开始进行“二次北伐”。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夏，晋军攻至保定。冬，阎锡山控制了平津，1929年9月1日，阎锡山把航空机关全部并入航空学校，扩大学校组织。

以上情况表明，1928年，直鲁联军被北伐军击溃后，包括保定在内的京津地区，已经属于北伐军阎锡山的地盘。王贯一作为不可多得的航空人才，如此进入了山西航空学校任教官并担任队附职务。

空军到民航开启新征程

1920年代末期，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奉系军阀的“易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1928年11月1日，结集多方力量尤其是军方力量的中华航空协进会成立。同月，协会向《申报》记者言，股金三十万将筹绪，欲购机四架，大力开展民航业务，于明春(1929)间先行开通沪汉之间的商业航班。

然而，1929年4月15日，孙中山先生之子、当时的铁道部长孙科，却与美国秘密谈判，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公司条例言明，中国航空公司的事业在于发展全国商务邮政航空事业；中国航空公司亦投资经营全国商务、客货运输及邮务运输的航空事业；自合同订立六个月内，立即开办沪汉线(上海至汉口)、京平线(南京至北平)、汉粤线(汉口至广州)。总而言之，一个外商占60%股份的合资公司，要在中国全权代理商业航空运输，而置中国军方于不顾。

中华航空协进会及航空署行动了。

1929年5月，距离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不足月余，沪蓉航空线管理处成立，7月8日开始开通上海至南京的航班。

作为多年的空军飞行员和与军方多有关系的王贯一，随即离开山西航空成为沪蓉航空飞行师。

1930年7月，沪蓉航空管理处与中国航空公司、中国飞运公司成立新的纯中国血统的中国航空公司，京沪航线也就纳入中国航空公司航线体系之内。

伴随着改制，王贯一转而成为新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一缕青烟随风去 且伴文豪留英名

徐志摩是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行过拜师大礼；他游学海外，就读过英美著名学府；他身兼北京大学等数所大学的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办诗社、编杂志、开书店，是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人物、散文家，有多种诗作和散文的专集存世。他的诗《再别康桥》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被广为传诵。

追求自由、爱和美，给了徐志摩无穷的创作灵感，也断送了他自己。游学英国期间，他已经是两岁孩子的父亲，为了追求林徽因，他无视妻子身怀有孕，断然与发妻张幼仪离婚。然而林徽因却嫁给了老师的儿子梁思成。回国后，又撬了好友王赓之妻才女画家陆小曼。

怎奈婚后陆小曼由于**的侵蚀等原因，一度变得慵懒、奢靡、贪玩，在上海住豪宅、坐汽车、用保姆，每天过午才起床，除了会客就是跳舞，屡劝不改。惹得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极度不满，跟他们断绝了经济来往。徐志摩只好拼命挣钱，同时在南京光华、东吴、大夏三所大学任教，业余赶写诗文挣稿费。1930年秋，索性辞职离开南京，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寄宿在北平米粮库四号胡适家里，与陆小曼分居两地。尽管如此，依然入不敷出。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在南京的排场难以为继，连发十几次电报催徐志摩南返。那段时间，徐志摩母亲刚去世，父亲不肯接纳，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可谓内外交困。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在张歆海、韩湘眉夫妇家逗留了两天，于13日回沪，并给陆小曼带了画册、字帖、宣纸、笔墨，希望她潜心艺术，成就事业。

然而，一进家门，夫妻就吵了一架。徐志摩心灰意冷，只好会朋友排遣郁闷。次日，他拜访了刘海粟和罗隆基；15日，又与来访的学生何家槐谈了一天。17日晚，陆小曼照例出门应酬，很晚才回家。徐志摩彻底绝望，决定天亮就走。另外，19日晚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有一场面向外国使节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讲演，约好了出席。当时陆小曼问他怎么走，徐志摩回答说坐车，如果实在来不及只好坐飞机，并说有航空公司财务主任保君健给他的免费票。陆小曼不愿意他坐飞机，两人关于怕不怕死还开玩笑，陆小曼打趣说：“怕什么！你死了大不了我做风流寡妇。”

18日临行前，徐志摩耐着性子再劝陆小曼。据郁达夫回忆说：“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晚上9点半，徐志摩来到张歆海家，张歆海夫妇参加一个宴会还没回来，两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独坐无聊，便打电话叫杨杏佛过来谈天。待张歆海夫妇回来，几个人聊到深夜才散。

11月19日上午8点之前，徐志摩同何竞武一起吃过早点，又匆匆给林徽因发了一个电报，说下午3时准时到达北平南苑机场，让梁思成开车去接。之后，便登上了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的“济南号”邮政飞机。

10点10分，飞机降落在徐州机场，徐志摩突然头痛欲裂，便写了封信给陆小曼，拟不再飞。10点20分，飞机又将起飞，见天气晴朗，徐志摩决定坚持一下，可以很快到北平，如约去听林徽因的讲座。于是，他转身钻又回了机舱。

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是一架史汀生“底特律人”（Stinson Detroiter）SM-1F型单发动机六座上单翼飞机，美国史汀生飞机联合公司（Stinson Aircraft Syndicate）制造。该机是在史汀生SB-1单发四座双翼飞机基础上改造的，由于更换了大马力莱特J-5“旋风”发动机，而改为单翼设计，同时采用新的机轮制动装置和电启动器，时速90英里。1926年1月25日首飞成功，令史汀生联合公司一炮打响，该机开始批量生产。

新的中国航空公司成立时，有前中国航空公司和沪蓉航空线管理处移交的洛宁型和史汀生型小型飞机11架，单机运载量只有700公斤左右。其中史汀生型飞机，是1929年沪蓉航空线管理处从美国购置的，共6架，当时每架价格为国币55340.82元。这6架飞机序列号为509“沧州号”、510“北平号”、511“天津号”、512“济南号”、513“徐州号”和514“蚌埠号”。

中国航空公司在所开航线上享有10年的独占航邮权，因此开办初期以运载邮件为主。7名正驾驶员中，6名是美国人，只有王贯一一人为中国人，这主要得益于他多年的驾机经验和曾经参加空战的特殊经历。

随着航线的扩展及旅客运载量的逐年增加，陆续购进了一些较大型客机，并补充了一些中国籍飞行员。先后开通沪蓉、沪平、沪粤等3条主要航线。1930年8月又开通从上海经南京、九江、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至成都的沪蓉线。1931年4月15日，从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的“京平线”航线正式开航。

而这条4月份刚刚开通的航线，正是7个月后徐志摩搭乘的航线。飞机师王贯一和副机师梁璧堂，二人都是南苑航校的毕业生。飞机上除运载40磅2000多封信件外，乘客仅徐志摩一人。

王贯一是个文学爱好者，见徐志摩搭乘他的飞机非常高兴：“早就仰慕徐先生大名，这回咱们可有机会在路上好好聊一聊了。”

飞机由梁璧堂驾驶，王贯一与徐志摩一前一后，不停地聊着文学。

飞到济南党家庄一带上空，一直极佳的天气突然变得大雾弥漫，为寻觅航线，梁璧堂降低飞行高度，不慎误触济南长清的开山山顶，一霎时机油四溢，机身轰然起火，坠落于山脚。

北平的梁思成为接徐志摩在南苑机场等到下午4点半，航空公司说飞机未到，可能是因为济南上空有雾。

回到家中，梁思成告诉林徽因，关于徐志摩未回北平的消息，已给胡适打过电话，胡适也很着急，他也怀疑途中有变故。

20日早晨，胡适和林徽因分别看到了北平《晨报》刊登的消息：“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州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林徽因和梁思成赶到胡适家中，胡适马上表示去中国航空公司证实一下，出事的是否徐志摩搭乘飞机。中午时，张莫若、陈雪屏、孙大雨、钱端升、张慰慈、饶孟侃等人都到胡适家中打听情况。胡适回来沉痛地告诉大家，南京公司已回电，证实出事的正是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南京公司今天早晨已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赶往出事地点，调查事实真相。

下午，北平《晨报》又发了号外：“诗人徐志摩惨祸【济南二十日五时四十分本报专电】京平航空驻济办事所主任朱风藻，二十早派机械员白相臣赴党家庄开山，将遇难飞机师王贯一、机械员梁璧堂、乘客徐志摩三人尸体洗净，运至党家庄，函省府拨车一辆运济，以便入棺后运平，至烧毁飞机为济南号，即由党家庄运京，徐为中国著名文学家，其友人胡适由北平来电托教育厅长何思源代办善后，但何在京出席四全会未回。”

徐志摩散文《想飞》中有这样几句话：“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这无疑成了冥冥之中的谶语。

徐志摩的遗体停放在济南馆驿街的寿佛寺。11月22日上午9时半，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三人赶到济南，与连夜乘车赶来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赶到佛寿寺。

梁思成带来一只与林徽因一起用铁树叶和白花制成的小花圈，这只具有希腊风格的小花圈中间镶嵌着徐志摩的照片，而恍惚间照片上的徐志摩已成古人。

闻知噩耗，陆小曼悔痛交加，不能自持，由张幼仪的哥哥张嘉铸带着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从上海赶到济南。晚8时半，灵柩装上了一辆敞篷车，由徐积锴、张嘉铸、郭有守等人护送回沪。

由于林徽因再三叮嘱，梁思成悄悄捡起“济南号”飞机残骸的一块小木板放进提包带回北平。

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追悼，吊唁者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挽：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梅兰芳挽：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着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张歆海挽：十数年相知，情同手足； 一刹那惨剧，痛切肺腑。韩湘眉挽：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纯洁天真是诗人的诗人。杨杏佛挽：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受新诗又不朽；少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共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公祭之后，林徽因把那片飞机的残骸，悬挂在卧室中央的墙璧上，直到她1955年病逝。

让我们在看看失事现场的惨况。

12点35分左右，山下有个炒米店村，三个住在村里的男孩子—粟德明、井恩泉、苑景芝同时听到了半山腰的爆炸声，他们猛地抬起头来向上观看，并跟着村里的男男女女冒着雾气向半山腰跑去。

11月份，已是寒凉冰冷时节，寒风将被烧毁的邮件吹得满山都是，一片狼藉。三个男孩在出事现场，看到了飞机失事后的惨状，两个穿飞行服的被烧得面目全非，后面的一个年轻人，烧得稍轻，但头上碰击出一个大窟窿。如此惨象，三个孩子不免内心一阵战栗。

开山，又称白马山，就在津浦铁路旁边。与此同时，一名巡视的津浦铁路路警，目睹了“济南号”撞向北大山的惨状，他震惊之余，立刻跑回车站，向站长报告。站长立即拨通电话，告知了航空公司济南办事处。津浦铁路济南站孙站长、警务段段长康子馨及总部驻站办公室主任关世廉等人随后驰往失事地点。

再看飞机失事后，我们的主人公王贯一家人得悉惨难后的境况。

11月20日，中国航空公司通知遇难的两位飞行员家属，并由济南派机械员白先权前往整理尸身，买棺二，用千余元。

20日的[北平快讯]报道：死者飞行师王贯一，家有父妻及子女四五人，其子年已14岁，现居北平。今晨其子曾到公司探寻，其父亦于今晨至南苑机场探听，并拟亲至肇事地点收敛遗骸。

11月21日，济南，午后1时。中国航空公司驻济办事处主任朱凤藻、济南站机械师白先权和津浦路车务所长孙景容一起，陪同王贯一的父亲王朝臣（字巨卿）、叔叔王振卿、妻子王曹氏、儿子王金海、女儿王金娥及工友20余人，备好两具棺材和两套寿衣，由济南站乘坐火车，抵达党家庄火车站。下车后，王贯一的家属看到他的尸体已是焦头烂额，体无完肤，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将王贯一、梁璧堂的尸体收敛棺木后，晚9点，随“济南号”飞机残碎机架，一同运回济南。王贯一家属拟将王贯一灵柩运回德州平原籍安葬。梁璧堂灵柩暂停车站。因其原籍河北肥乡，电报难以送达乡间，家属尚不遇难之事。京平航空驻济办事处主任朱凤藻已电北平公司，派人赶赴肥乡通知其家属，前来搬运灵柩。

对于儿子的遇难，王朝臣震惊悲伤之余，也对这次空难的责任提出了质疑。他对媒体说：贯一为飞行老手，此次实出意外，亲赴开山党家庄，调查结果，“济南号”飞机并非触于山顶，系汽缸渗漏，司机无从发现，且由徐开时，总公司报告济南天气迟误，致此有变，责任就由公司负之，或不得已而与公司诉之法律。

“济南号”飞机的失事，直接导致这条从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到北平的航线于1931年12月25日彻底停航。

徐志摩的殉难，无疑是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而主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的殉难，何尝不是中国航空界的重大损失呢？！

王贯一18岁开始系统的陆军军事学校教育，累计长达七八年，有两年的战场经历，尔后又学习了三年航空，具有将近十年的航空教官以及空军、民航驾驶经历，在当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及不久后到来的全面抗战亟需之时，这样陆、空俱佳的英才是十分宝贵的。他既是中国早期航空的播火者，也是一个实践者，为中国早期的空军建设和民航建设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我们在纪念徐志摩的同时，不能忘记还有这样一位中国航空的先行者。他的生命定格在39岁——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最好岁月。然而，他的一生，犹如一道划过天际的彩虹，虽然短暂，但光彩斑斓，令众生仰慕。

他是山东人的骄傲，更是我们平原人的骄傲。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名字——王贯一。

附记：寻王贯一后人记

我村距津浦铁路仅一公里之遥。自小至大，村人常讲，早年本村王家有一开飞机者，每次沿铁路线飞行路过，都要绕过来盘旋上空。隆隆机声传来，王家当家人会立马跑出，敲锣召唤王氏本家和村人来观。

飞机降低高度，机上人员和地面观者清晰可见，互相招手致意。

人们议论起这些事儿时，丝毫没有阶级和成分顾忌，全是羡慕甚至崇拜的表情。我也由此埋下好奇种子。

王贯一的坟墓位于村东南王家茔地，坟型巨大，周围植有几棵松树，增加了阴森肃穆之感；小时候，我曾亲眼看到，坟墓西侧冲塌，呈一大洞，青砖砌就的拱形墓室暴露，里面黑漆漆的，大人们说里面盘着众多青蛇，所以愈加不敢靠前。

1970年代，各地掀起“平坟”运动，王贯一的坟墓夷为平地。据后来的人讲，平坟的人曾经说过，里面有标明“空军”“飞行员”之类的牌匾，应是王贯一的墓志铭吧，也一并埋在了黄土地下。目前，坟墓的痕迹全无，上面是一片平坦的庄稼地。

王贯一坟墓坟型巨大，表明当初王家人对他这个杰出王家人的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出现塌陷后一直无人培土维护，一来是村里没有了王家人，二是也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

王家是地主成分，属于被打倒阶层。1959年最后一个王家人王金星离开南宫庄，迁移到了距离本村2公里的吏部王村，其岳父母家。以此为标志，南宫村的王家从繁华到没落最后销声匿迹。那些在外地的王家人几乎再也没有在南宫村出现过。

大概在1980年代初期，王贯一的夫人王曹氏的骨灰，在北京放置多年后，由邵子言的夫人回泰安老家时，带到平原，交给了王金星，王金星跟一个妻侄，趁着夜色，将王曹氏的骨灰埋到大概的王贯一墓旁。

邵子言(1914年9月-2000年6月) 曾用名刁鸿德、刁子言，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平原县前曹村人，前曹村距离吏部王村只有500米之遥。邵子言的夫人是泰安人。王家和刁家有亲戚关系，王贯一后代应该是跟邵子言保有联系。

王贯一有一儿一女，女儿叫王金娥，儿子叫王金海。王贯一殉难时，王金娥已经结婚。

前几年，一名称王贯一为太姥爷的人曾在自己的QQ空间发过一段文字，对王金娥和王氏家族有所介绍：

我从小和grandma生活在一起。她生于山东平原大户人家，天生丽质，到了老年也很有气质。她又非常聪明，从小成绩永远第一名。只是因为封建传统才没有继续上学。

她爷爷是前清进士，后来做了济南教育局长。而她父亲更有名。我中学时喜欢徐志摩的诗，故意问grandma知不知道徐志摩，她竟然说当然知道。原来她的父亲，我的太姥爷王贯一是中国航空奠基人之一（南苑航校一期毕业。）（注：此处误，应为三期）。当年徐志摩失事那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

Grandma当时21岁，刚结婚。失事地点就在家里附近。殉难前不久，太姥爷开着飞机带grandma一起去景德镇挑选结婚用瓷器。那时的排场让现在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grandma和grandpa堪称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双方父亲都是航空界元老。grandpa的爸爸，我的另外一个太姥爷王凤祥（注：应为翔）先生，是国民党中将，空军创始人，司令，南苑航校第一届毕业生。

据说，grandpa和grandma第一面就一见钟情，而grandma也很喜欢这位帅气老实的青年。他们一辈子相亲相爱。

grandpa&grandma并不是我的亲姥姥姥爷。他们是太姥爷的长子长媳，因为婚后多年不育，太姥爷一声令下，让三子三媳即我的亲姥爷姥姥把一子一女（一女即我的母亲）过继给他们，因此我和这个grandma更亲。为了和我亲姥爷姥姥区分，就称他们为grandpa&grandma。

王贯一殉难时，他的儿子王金海14岁，据说后来在北京的铁路系统工作。1989年与在济南的亲属通过最后一封信，之后不久去世。

按照1989年通信的信息，王金海住鼓楼附近的铸钟胡同，只有一个女儿，在一所中专教书，其外甥在牛奶公司上班，外甥女刚考上一所大学。

王金海和济南通信的亲属叫王凤一，王凤一的父亲叫王朝栋（字训卿），是王贯一六叔，也就是1954年在南宫村被镇压者。

王凤一大约于2016年左右去世。生前有把父母迁回南宫安葬的愿望，还有给王贯一这个王家杰出人物立碑的愿望，并把自己的愿望叮嘱给了儿子宋大鸣。

王金星夫妇2015年去世，小儿子王晓军 后来得悉一点王贯一的信息，在百度贴吧发出寻找王贯一亲属的文字。2018年春节前后，王晓军和宋大鸣建立了联系，宋大鸣专程从济南来平原一趟，委托王晓军联系立碑事宜。

经过和村干部沟通，村干部很开明，认为王晓军本是南宫村人，立碑事宜无可厚非，并且大力支持。同时根据王贯一原坟墓的大约位置，告知了承包地的主人，王晓军和承包地的主人看了看地方，也初步商定了立碑时间、碑文和补偿事宜。

事情进行到节骨眼上，人们忽然说起，既然知道王贯一还有孙女这个直系亲属，为什么不能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人，有的话让她参与进来，不是更好更全面吗！

按照王金海和王凤一1989年通信信封的地址，2019年2月末，我到北京公干半个多月，利用时间宽裕的条件，帮助宋大鸣和王晓军寻亲。

既然知道是铸钟胡同，到那里找到门号，敲敲门，打听一下，不就找到了嘛。

想起来本来很简单的事，实际做起来却很艰难和复杂。

3月1日下午三点多，我通过百度地图，先找铸钟胡同的位置，然后就骑了一辆共享单车，找到铸钟胡同标牌。

胡同东口位于旧鼓楼大街，向西直行百米然后拐弯向南百米，就到了胡同南口，出南口即鼓楼西大街，隔着这条路，和著名的后海鸦儿胡同北口斜对。终于看到了王金海信封上的门牌号，两扇黑色木门，与周围邻居的门户没什么差别。我甚感欣慰，赶紧停下车子，趋前敲门。随后听到边答应边过来开门的声音。

门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子，大约三十来岁，问我找谁。

不知开门者为何人，我小心地问：“请问您是房东啊还是房客，我想联系房东，我们是一个村的”。

我本想用“一个村的”，打消对方可能的疑虑，促进寻人进展。没想到我话音未落，“白胖子”的脸变得十分愠怒，急咧咧地说：“什么一个村的，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边说着一边后退关门。我还想努力一下，说：“先生，您听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还没等我说完，对方关门大吉。

无奈之下，只好打住。我的寻人，我和“白胖子”刚才的对话，引起了也是居住这条胡同的老街坊的注意，他大约六十多岁，正站在附近休闲，走了过来，我就跟他说起寻人的事儿。

街坊告诉我，这家前些年还在这儿住，不知道现在去哪里了。这家有个男子叫“小路”，在牛奶公司上班。大概50多年前，就有个“王老太太”，常出来进去，别的就不清楚了。

街坊提醒我，可以到鼓楼社区去问问，看看能不能帮助联系到主人。

返回胡同东口再向南不远路西，就是鼓楼社区。当时已经五点多钟，社区下班了。

第二天，我一早赶过去，社区刚上班。经过指点，一个负责铸钟胡同的年青小伙子接待了我。当我把寻人之事，寻人背景，尤其是所寻之人与徐志摩的关系告诉了年青人，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和帮忙的愿望，但是，我错了。

小伙子还没等我啰嗦完就打断我：“您说的这事儿我们不能给你查找，保护住户隐私。再说，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旧的，是从派出所得来的，您还是去派出所问问”。

这条路被堵住了。派出所成为下一个可以去探探的路。

铸钟胡同的管辖在新街口派出所。

我随后赶了过去。刚一进大厅，一名帅气的警官正好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问道：“请问您有什么事儿”。我口头把寻人之事简单告诉了他，又把王贯一孙女的名字等信息写在一张纸上，我坐在大厅里耐心地等着。

大约半个多小时，这位警官出来告诉我：“查到了，老太太还在，八十岁了。”

我一阵惊喜，然而接着却是一盆冷水。警官很遗憾地说：“其他信息不能告诉您，因为……因为您没有介绍信等证明，如果有的话，还可以试试跟对方联系。”

虽然没能达到目的，总算有了一点眉目。

不就是缺少一纸证明嘛，好说，我赶紧给村支书打了电话，又把情况告诉了王晓军和宋大鸣。

支书说让晓军来村委会办公室，他把我发过去的证明信抄写好盖上章，让晓军给我邮寄过去。

第三天，我带着证明信又去了新街口派出所。

从公示墙上得知，那位警官姓黄。我通过传达，要求见黄警官。一会儿，黄警官出来。见我拿到了证明信，他看了一遍，然后说可以帮助联系。

我继续坐在大厅里等。不时，来报警的，来问询出警处理结果的，来咨询的，络绎不绝，只有我一个人坐等着……中间，黄警官一身警服、警械，出去办件事儿就回来，让我再等一会儿。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黄警官出来告诉我：“老太太现在是人屋分离，住海淀区。房主是老太太名字。老太太没手机，联系到了她的儿媳妇，告知了您的事情，她说会联系您。”

我答谢后回到宾馆。

中午一点左右，果然有一个显示北京区域的号码打进来，是老太太的儿媳妇，她问了我的身份信息，我简单告诉了她寻人的来龙去脉，并询问她老公是不是小名叫“小路”，她说是。她口气很温和客气，说不跟婆婆住一块，等给婆婆汇报后再跟我联系，最后还表示了对我的感谢。

期盼中等到第四天，还没回信。我就按照打来的电话打了过去，没人接，也没回。

本来好几天没回信，我就感觉不妙，对方可能消极对待，这次又不接电话，那只好发信息吧。

我考虑了一下，并进一步征求了委托人的意见，尤其是担心把对方可能怕花钱的心理重点考虑进去。我就发了如下信息：“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你们一家可能已经考虑好了怎么处理济南和平原亲属寻亲事宜。无论你们怎么想的，在此，我还是把上次通电话没说完和这几天亲属提供的意见告诉你们，一是立碑事是王凤一生前遗愿，说这么多年，起码是49年以后，王贯一后人从来没来祭奠，都是在节日王凤一和王春一的儿子王金星去南宫上坟时一块祭奠。作为王家这么优秀的，为王家增加荣耀的中国第一代空军和民航飞行员，死后如此荒凉，他们于心不忍。二是王贯一太太王曹氏去世后，委托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邵子言的家属（泰安人）回老家时，把骨灰带给王金星，王金星已经迁移岳父村，就和一个家属的侄子，深更半夜偷偷到南宫村把王贯一太太骨灰埋掉，可谓冒着风险，仁至义尽。三是这次立碑，本来碑文，位置，都准备好了，忽然想起来王贯一直系亲属还在，如果参加进来更完美，更合情理，其费用，王凤一生前已经准备好了，村里政治开明，也大力支持，村书记还专门安排此事。所以，我就把上述未尽之话在此告诉你们，以便更详尽地了解立碑事宜，免得因为信息沟通不够造成误会。谢谢！”

稍后，对方回了信息：“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我将此事和母亲说了，她很重视也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只是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不能长途跋涉。再次感谢您。”

很显然，对方很客套地拒绝了。

我把相关情况详细告诉了王晓军和宋大鸣，两人很是失望无奈。如此这般，立碑事宜不了了之。

不知那个多少年没人祭奠，坟墓又被夷为平地的中国第一代空军和民航飞行员王贯一地下有知，该作何想？！

（壹点号 山东创作中心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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