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可以做什么(春节可以做什么用英语说)

作者:吴菲

纪录片《宵夜江湖》第二季第一集《乐山,乐得自在》,初现“腾讯”是9月13日。自此八周,每个周二的晚6点,都有一集《宵夜江湖》准时到来。“深入八个城市,呈现最美味的宵夜、最地道的人情。探讨平凡市民生存之道,寻找超越时间的坚韧和信心。”主创们这样的“夫子自道”我很喜欢。

烟火人间,宵夜江湖

杜兴

烟火人间,宵夜江湖
烟火人间,宵夜江湖

总导演是生于1981年的杜兴,湖北人。我们相识于他上一部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我去参加了9月12日《宵夜江湖》第二季在万达的试映会,9月15日就抓住他,在位于朝阳门外一家咖啡屋聊了一上午。之后却足足用了两个月来把每一集都看完,来想怎么讲他和《宵夜江湖》,那些我视为珍贵的故事。

《宵夜江湖》有过第一季,2017年开始筹备调研,2018年下半年开拍,2019年八九月份播出。“《宵夜江湖》第一季的时候,学到了一个词‘霸蛮’,我认为这是‘江湖’二字很好的诠释。”说这话的是监制朱乐贤,“所谓江湖,不外乎是在一个划定的范围或者默许的场地,小老百姓能够自在生长,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三千年来,只要给点空间,中国老百姓就能生活得有声有色。正是生活在城市小巷里弄、犄角旮旯的无数老百姓,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交错、摩擦、融合,共同搭建起一个城市的气质。透过江湖之地的宵夜,看一个城市的气质,是《宵夜江湖》最初创作的本心。”

第二季《宵夜江湖》拍摄于疫情期间。疫情时起时伏,拍摄自然也不那么顺畅。“有时候,吃饭的馆子还有些冷清。与江湖的喧嚣、烟火、粗砺有些距离。但这就是生活,记录下来,也是纪录片从业者的职责所在。”两月前的试映会上,那些故事看得有些人掉了泪。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师周逵在观众席中站起来说:“美食背后的烟火人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尤其在疫情之下。我希望所有拍到的和没拍到的人物,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里,店都能够开下去,让他们有很好的生活。”

通过吃去了解夜晚,“熬夜爱好者”想拍夜江湖

“杜兴也拍美食了。”初听这消息我还有点气闷:“又‘折’了一个拍社会题材纪录片的好手。”虽然看《舌尖上的中国》能看到哭,但骨子里对“美食纪录片”,我还是有分别心的。

杜兴说其实最早他是想拍“夜生活”。当过深度调查记者后来又做纪录片,顺理成章他就成了一个“熬夜爱好者”。他对付失眠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我有好几次凌晨3点半出去跑步”。当他想做“夜生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对夜生活的很多体验片段,其实是跟食物相关的。

大概十五六年前,他在北京和石家庄做纸媒深度报道。经常被独自派到穷乡僻壤,调查违法占地、输血感染之类问题。印象很深,那年跑到河北某县城调查滥用职权问题,搞了两天也没有突破,主管部门也打电话让撤回来。对记者来说,那是一个沮丧又放松的时刻。深夜11点多,连续熬了两天的他想要大吃一顿。记忆中那个店面面积不大,大概二三十平方米。他要了一瓶啤酒,一份炒“焖子”(北方人喜欢的类似凉粉一样的东西),拌着黄瓜吃。

“那个时候北方的小县城,到深夜11点多,其实很多店是没啥人的,不像现在。”他看见一个中年人走进来,小平头,穿一件类似那种廉价的夹克,就是当地特别典型的那种公务员或者一个国企的职员。那人坐下来,半个小时打了7个电话。“老张好久不见了,在忙啥?”“小李睡了吗?出来喝一杯。”“老杜你最近咋样?”……全是寒暄和问候。

“他其实想传达一个意思就是‘有空出来喝一杯’,但他一个人都没找到。我那时候很年轻,处于一个横冲直撞的年龄,但那天我一下子感受到一个40多岁中年男人的孤独。我当时其实有点想拿个杯子过去,‘哥们儿喝一杯’,但又觉得我跟他不熟。”最终他只是坐那儿,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观察。“现在一想起美食,想起夜晚,就会想起很多这样的故事。它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也不深刻,就记得。”杜兴告诉我。

熬夜爱好者会接触到很多跟夜晚相关的人。早年做记者他还曾跟着警察跑街,晚上去“捡人”。“你知道吗,北方冬天晚上,有些人喝大了,就躺路上。如果不捡的话有可能就死了。”各行各业,警察、代驾、出租司机……“总而言之,我想拍一些形形色色的夜晚,那些不睡觉的人,他们在干吗?”后来就发现通过吃去了解夜晚,是一种可能。

这就是《宵夜江湖》的由来。

反过来,疫情带来了新的体验和觉悟

第二季第一集,是乐山。

2009、2010年的时候,杜兴跟着唐建光做《看历史》杂志,在成都住过一年,其间断断续续去过很多四川的小城市。“我觉得在川渝或者说西部有很多小城市,他们那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韧劲。他们真的能够接受很多变化,我觉得这种能力很强大。”

2017年的时候,他去巫山拍片。下午6点了,他们要去拍一个落日落在江面上的空镜。当时陪着他们的有一个姑娘,是当地的头牌讲解员。看他们忙于拍摄,也不太需要听她讲解,女孩儿放松下来。她突然对杜兴说:“导演,这个下面是我家。”杜兴不解:“啥意思?”她说:“这下面是我家啊,我家就在这个水底下。”杜兴当时很诧异,不知道怎么反应。女孩儿感觉他可能不相信,说:“我没有骗你,再往那边50米是一个菜市场,我和我姐姐以前经常去买菜。”

他们拍完行到江边码头准备上岸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人,大概是父子吧,一个40多岁,一个20多岁。两人挑的担子里是一些锅碗瓢盆。问:“你们干啥去?”他们说:“我们去做烤鱼啊。”杜兴很好奇,就跟他们走了一段。就在河边,他们把锅碗瓢盆支起来,非常廉价的彩灯搭在简易房上面,就开张了。杜兴说:“你们这一看就是老手艺啊,应该做了很多年吧?”当父亲的白了他一眼,说:“我们就干了一年多啊。”“那你们一年之前干吗呀?”“我们从上海跑过来的。”他们是三峡移民,到上海谋生适应不了就跑回来,在江边卖烤鱼。他们让杜兴很难忘。

那时,杜兴正在从巫山到乐山拍《炮火中的国宝》。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山东图书馆有一个工友叫李义贵,1937年为躲避战火,一个人守护着五箱珍贵古籍逃到乐山大佛旁边的一个山洞里,直到1950年才离开。乐山,自此成为他心目中的“有情地”:“我一直觉得乐山大佛不仅仅是一个佛像,它是一种庇护、一种希望,能够抵御一些生死疲劳、世间纷扰的东西。”

当年拍片的过程中,杜兴就顺便把乐山的“宵夜江湖”调研过,找了很多当地的老板,谁最早烤串串的、谁最早做甜皮鸭的。但感觉心里还没太做好准备,直到2021年开始做《宵夜江湖》第二季,他和同事们发现了乐山的“矿机厂烧烤”。“我们吃东西经常遇到什么‘药厂串串’‘钢厂小郡肝’,当时也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四川待久了以后,发现它们其实是跟当地工厂的转型和没落有关系。”

矿机厂的故事并不好讲,因为关涉群体和命运。“它既有个人又有集体,既有当下又有历史,特别难讲,所以过程中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包括调研都去了两次。故事的选择也反反复复。”但是杜兴感觉信心足了:“我觉得可能跟疫情有关系,疫情反过来会让你有一些新的体验和觉悟。”

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真正的秘料是你肯用心

疫情期间拍一个讲群众性美食的纪录片,其实挺费劲的。

2021年调研拍摄期间,被隔离的、赶在封控开始前拉上箱子从这个区跑到那个区的、拍完之后回不来找一个城市过渡的,各种经历太多,“游击”经验甚是丰富。简单来讲就是随机行动、见缝插针。

“不能堂食了,半夜那些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就在马路牙子上吃饭,我们也拍了。像西双版纳正好我们去的时候是个‘窗口期’,一波疫情刚结束,我们拍完之后不久又封了。那几天大家就很开心,之前憋坏了,更加珍惜和享受可以宵夜的时光。所以有些集里,反倒会呈现出特别欢乐的氛围。”杜兴这样说。

他们没有特意回避的,不光是疫情。拍《宵夜江湖》这五六年来,他们调研采访过全国20多个城市、大概一两百家的宵夜店、宵夜摊,80%以上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干的。两个背景,一是南巡讲话,大家可以放手搞一搞,做点小买卖了,卖卖串、烤烤饼子、烤烤玉米、卖卖馄饨,它是门槛最低的创业,普通人搞副业挣点钱的一个手段;第二是工厂转型,“东北有个词叫‘出摊’,‘不行就出个摊呗’,因为它成本投入不高,可能就一两百块钱,很快现金流就能回来。你去铁西区,第一机床厂附近很多烧烤摊,都是当年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开的。你根本绕不开,再说了,干吗要绕开呢?”

在杜兴眼里,这么多转型工人做夜宵,靠的是,“第一,他们很认真;第二,他们就‘滚点生活’,便宜。其实你要说有多么多么的好吃,不是那么简单。片子里面一个店主就说了‘做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所有人都可以复制,但是辛苦是不能复制的。愿意吃苦才是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他这句话点出了我们这两季《宵夜江湖》一个精髓。”所以杜兴一直强调大家要克制,不要强调某某东西有什么秘制调料。“真的不要刻意去强调这个东西,真正的秘料就是你肯用心。我从来不相信谁有一个祖传秘方秘不外宣,而所有人无法破解,不可能的。”杜兴这样看他们。

之所以选择乐山放在第一集,杜兴觉得它代表了整个主创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一季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和其他美食纪录片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其实杜兴不太愿意放大美食纪录片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美食纪录片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差异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立场、真实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你敢不敢把自己这些东西亮出来、表现出来?

苦水玫瑰和黄河水,都是理解一个城市的角度

曾经有朋友开玩笑挤对他:“老杜,你就是个‘废物’导演——文物、动物、食物。”杜兴理解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没有拍直击现实的那种题材了,尽拍些不痛不痒的。“但我恰恰认为,无论拍人物、食物还是动物,其实都是在看人。”

他经常举一个例子,前两年做《我们的动物邻居》,拍北京城市的小动物。苹果社区附近有年轻的夫妻俩,“北漂”,好不容易买了个二手房,准备装修换个空调。结果发现装室外机的格子被一对红隼占去筑巢了。小夫妻俩不忍心把它们赶走,宁愿暂时不装空调,后来想办法换了个位置。那个姑娘说:“你看,它们也得有个家呀!”

“这种感觉其实是拍片子最大的一个收获,对吧?”杜兴说。

同理,美食单单是美食吗?“美食其实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通过它,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然后才能更增强所有人的沟通。因为美食跟每个个人的体验和记忆是有关系的。”

第二季的第五集《天津人的小宇宙》,杜兴前后换了三个分集导演,如果从调研算起的话,有四个人经手过天津。“天津有一种气质,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小宇宙。”“就乐呵乐呵得了”,天津人的这句口头语是一种调侃,在杜兴看来也是一种生活智慧。“我觉得它能够抵御很多东西。这跟乐山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共通的,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熟悉、确定的一种氛围、一个生活秩序,包括一些小小爱好,逛逛花鸟市场、唱唱戏、听听曲、贫两句,都非常好。”

最后他们拍了几个很好玩的人,比如一个每天特别嘚瑟的小老头,做煎饼的,但他很骄傲,自己的石磨都是150年的,觉得自己最正宗;还有一个小孩,就喜欢打街霸游戏,顺便炒炒海鲜。他在店里摆了一个街霸机器,谁打游戏打赢他,就能免费吃他的海鲜。“不深刻,就是一群很好玩的人。”杜兴如数家珍。

兰州又是另外一种气质。去兰州杜兴找了作家韩松落,他们在黄河边散步,聊起有一种植物叫苦水玫瑰,是兰州的市花。“苦水其实是兰州附近的一个镇,但那地方产玫瑰花。我觉得这个意象特别棒,在相对来说有苍凉气息的地方,有玫瑰长出来。”杜兴一听那个名字就很有感觉。

兰州还有黄河穿城而过。当地一个美食博主叫啊嘟给,一听名字就知道是80后,是“街霸”里面一个人物的名字。“我问啊嘟给,为什么大下午的那么多兰州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跑去黄河边上买杯茶坐着看黄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你看兰州这么小的地方容纳这么多人,很多街道也很窄,他去透透气,哪怕一个人坐几个小时,那就是他的闲者时间啊。”

杜兴觉得这个解释特别好,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非常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万事万物从来就是这样的,一直在流淌,你算什么,对吧?你把自己放进这个河流、这个时间就好了,你慌什么呢?”每个地方,杜兴都特别要求大家抓住一些意象,“黄河水也好、苦水玫瑰也好,甚至一把刀子、一根竹子也好,抓住这些东西,就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这个城市的角度。”

遇到低谷,就当经历淡季

哈尔滨则是外面冰天雪地,里面热气腾腾。在杜兴看来这既是自然意向,也是文学意向,“我们就基本上贴着这种感觉来走”。

老太太娜塔莎,俄罗斯和中国人的后裔。她的外公、一个山东人100多年前去“闯崴子”(那个地方他们叫海参崴),顺着中东铁路跑到海参崴去打工、酿酒,碰见一个美丽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后来因为瘟疫,又逃回到哈尔滨。他们这个家族经历了沙俄时代、中苏交恶、苏联解体,现在每到新年老太太会做一桌子菜,她烤鹅用的还是沙俄时代流传下来的铜烤箱,亲戚们一起唱歌跳舞。她说:“我们这是哈尔滨的俄餐,我就是哈尔滨人。”

疫情期间的哈尔滨,又是下雪天,当真会有很多打工人在马路牙子上、出租车司机趴在车头上吃饭。杜兴跟同事们讲:“你们就蹲那里拍几天,什么都别干,就看大家怎么吃盒饭的。”有天晚上拍到个离婚的代班司机,生意不好,3天只拉到19块钱。他买了个盒饭12块钱,上面有一个鸡腿。“他把米饭吃完,鸡腿留着,跟我们说家里有人。我们跟他回家,一推开门,一只小狗。司机把鸡腿给小狗吃。”

“当时我那两个执行导演都很年轻,一个是90初,一个是90末的,刚毕业没多少年。他们也非常感慨,那对他们是很难得的生活体验,能够看到不同人的生活状态。”讲那个故事杜兴不是想说那人有多么苦,在拍摄、包括后面解说词的撰写、打磨过程中,他经常跟大家强调:“不要提‘苦’这个字,没有人是轻松容易的。”他觉得刻意说别人苦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自己是不是站在一个怜悯的立场:“我们如果做得好、修为可以的话,我们是可以经常自己慈悲,但不要怜悯别人。怜悯其实是不尊重。每个人都按照自己非此不可的理由在生活,每个人都在一个时间的河流里面。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角度、眼光打量他而已。你尊重生活本身就好了。”

《人民的饮食》一书的作者朱学东看完片子有点激动:“我就喜欢路边店,特别希望未来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路边店里边放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口味。美食在烟火气里面才是真正的美食。过去我们也看过很多高大上的美食节目,看到很多人写的美食评论,他们都是仙气。仙气是什么?就是没有烟火气,没有生命力。民间的烟火气里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真正延续着我们味蕾的记忆,延续着我们生活的美味。”

对此,杜兴的看法是:“美食纪录片有各种可能性,到现在为止,我们远远没有把美食节目做够做透。朱老师所谓带‘仙气’的美食纪录片,我自己也非常爱看,我们没有接触过的食材、没有接触过的烹饪方法、没有接触过的文化,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只是同时也可以带着烟火气,带着土气、海气,都行的。”

“遇到一段大的低谷,我们就当经历一个长的淡季。”片子里一个乐山“矿机厂烤串”店老板的一句话,杜兴很喜欢。

“多数情况下,我们这一年多来接触的整个餐饮业都是非常困难的,它是一个基本现实。但是尽管艰难,我还是很乐观,尤其拍得越多,见的人越多,你会越乐观。因为民间的这种智慧、这种能力、这种韧劲儿,让你深受教益。永远要有信心,永远需要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活有信心,疫情会过去,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过去。”(吴菲)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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